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深化产教融合已超越传统的职业教育适配产业的逻辑，跃升为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战略支点。这一战略转向在国家层面已形成完整的政策杠杆与创新行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从顶层设计维度确立了“全面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塑造多元办学、产教融合新形态”的总体要求；作为战略落地的规则体系，“新双高”计划通过“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双重目标设定，构建了驱动高职教育实现战略性跃升的核心动力机制——前者指向高职院校本体的内生能力建构，后者聚焦教育产业价值共创的深度协同。在此背景下，高职院校如何以深化产教融合为主线，以服务新质生产力培育为导向，推进办学体制机制改革与关键办学能力提升，有效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

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现状与挑战

近十年来，特别是一期“双高计划”实施以来，我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在政策体系、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等多维度取得显著成效，推动产教关系走向深度融合[1]，构建了“政策引导—试点突破—全面推进”的发展路径，形成了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与产业升级的立体化发展格局。

一是政策体系不断迭代完善。构建了“中央统筹+地方创新”协同推进的政策矩阵，不断优化顶层设计引领发展，通过修订《职业教育法》保障产教融合发展的立法根基。在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大力发展、深化产教融合的政策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与产业调整逐步形成了良性的双向互动格局[2]。二是多元协同机制初步形成。产教融合从“点对点”的浅层次合作向“生态雨林化”的深度融合演进，形成“产业学院+产教联合体+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新型合作模式。2023—2024年教育部在全国建设34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带动237个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成立2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3]，带动各行各业建设超过110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较好破解了“学校教”与“企业用”脱节的问题。三是产教融合路径多样化发展。探索出“引企入教”“产教城融合”等多种特色路径，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要素得以有效集聚，促进了产教融合的多层次、立体化。四是人才培养质量跃升。人才培养实现“技能培训”向“能力塑造”转型，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70%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4]，高职院校成为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总体上，我国高职院校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的质变，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对照《纲要》的目标要求，在产教融合从“要素集聚”迈向“生态构建”的新发展阶段之际，深层次矛盾更加凸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产业需求侧的技术迭代速度与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滞后之间形成张力，校企协同的表层化、短期化倾向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空间载体的功能单一性更制约了产教融合效能的全域释放。

1.人才供给体系与产业升级需求的适配度不足

产教融合的实质是不同类型的知识相互融合、技术技能的跨界积累与创新[5]。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转型速度与人才培养适配性的断层更加凸显。这种适配度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培养目标与产业迭代脱节。企业人才需求从“单一技能操作”转向“技术+创新+协作”的综合能力素养，但不少高职院校的培养方案仍停留在传统的以岗位技能为核心，跟不上产业转型步伐，毕业生专业技能无法满足企业对高新技术人才的需求。二是专业课程更新滞后。新兴产业技术更新换代周期非常短，而高职院校的相关课程和专业设置往往难以快速跟进。调研显示，近60%职业院校专业课程更新周期超过3年，与数字技术平均1.5年的迭代速度形成显著落差[6]，毕业生入职时其所学知识滞后于产业需求。三是校企沟通存在“隔膜”。多数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仅限于实习和就业推荐，缺乏技术支持和共同研发的合作。企业希望通过校企合作获得更符合其需求的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资源，但学校由于缺乏深入的行业连接和实践经验，难以提供企业所需的技术支持，这进一步加剧了产教融合的困难。

2.校企协同动力与利益平衡机制的制度安排落实不到位

在产教融合过程中，校企合作的动力和利益平衡常常存在矛盾，公益性教育目标与营利性企业诉求的价值冲突而导致的“校热企冷”已成为一种不得不谈的老生常谈。尽管政策层面鼓励校企合作，但合作效果并不理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成本收益失衡抑制企业参与动力。从成本构成看，企业需承担设备投入、技术导师人力成本等显性支出和技术泄密风险、生产效率损耗等隐性成本。但是，政策激励失效和配套政策缺位的现象比较突出，如“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激励政策在多数省市未形成完整方案。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短期投入与长期收益的量化失衡，导致企业参与动力弱化，合作停留于表层，难以形成技术研发与人才共育的深度生态闭环。二是主体权责机制缺失加剧合作脆弱性。多元主体（院校、企业、行业、政府）制度化共治框架还缺乏，合作的权利义务界定模糊，导致风险共担与资源调配失序，往往形成“重签约仪式、轻过程管理”的形式化倾向，且校企合作协议仅约定“提供实习岗位”“共建课程”等模糊条款，缺乏对资源投入标准、违约追责等关键事项的量化约定。行业协会功能的不同程度的虚化，导致其“教育供给—产业需求”的信息中介功能失灵；部分地方政府缺乏强力统筹，产教融合工作分散在多个部门。三是绩效评价体系失真弱化协同深度。目前，全国尚无统一产教融合质量评价标准，有的地方自建指标也多基于单一主体进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7]，评价指标与产业需求脱节、数据采集与真实贡献脱节、结果应用与资源分配脱节，且多依赖于院校自评，企业、行业和第三方评估参与度不足，“技术转化率”“人才留任率”等核心价值指标缺失。

3.空间载体单一与产教融合功能的系统性拓展不平衡

构建高效、协同、韧性的空间载体是释放产教融合潜能的基础支撑。然而，当前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在空间载体和形式上相对单一[8]，构成制约其向“共生共长深水区”迈进的关键障碍，难以支撑产教融合多维、即时、深层次功能发挥。

一方面，产教融合的深度与活力依赖于产业与教育在地理空间上的高度临近性，但实践中很多职业院校与产业空间布局存在分散化问题，形成“教育孤岛”与“产业孤岛”并存局面。这种空间隔离导致校企间人才、设备、信息等核心要素的流动产生时空阻尼效应，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亦不利于政府建设集“产业政策、教育资源、科技服务、土地供应”于一体的共享、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集成体。另一方面，承载产教融合实践的关键实体载体普遍存在着功能单一、角色固化、运行割裂等问题，未能构建具有自循环与正反馈能力的融合体。实体载体功能的结构性割裂，使得产教融合的核心诉求——“真学真做、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缺乏有效的运行平台，教学、研发、生产各自为政，价值链条断裂，极大制约了人才培养质量和技术创新活力的释放。此外，面向未来的产教融合智能化、精准化发展，数字融合深度不足、精准匹配与延展赋能能力滞后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现有数字化资源或平台建设很多独立于企业之外，导致企业真实项目数据和生产实践数据沉淀不足或价值挖掘浅层化，面向核心技能训练的高保真虚拟仿真训练场景匮乏，如果产教融合无法突破时空限制、实现精准匹配与个体赋能，产教融合“全域覆盖与精准赋能”将成为空谈。

推进高职院校产教融合走深走实的关键路径

2025年开始实施的“新双高”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导向，这是职业教育深入贯彻《纲要》的重大举措。高职院校要以此为契机，推动产教融合走深走实。

1.构建“四链融合”闭环生态，推动职业教育从服务者向共谋者角色跃迁

构建“产业驱动科技—科技赋能教育—教育培养人才—人才反哺产业”的闭环生态，通过四链的深度耦合与价值反哺的螺旋式迭代机制，推动职业教育从传统的服务者蜕变为产业变革的共谋者。

一要锚定企业技术需求原点，激活校企协同研发动能。企业真实需求是产教协同创新的第一推动力。通过产业学院、理事会、行业协会等载体，建立常态化产业技术需求采集机制，产业端提出技术痛点与攻关课题，校企共建实体化研发平台（如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整合企业工程数据、生产场景与院校智力资源，双方联合开展应用研究，解决技术难题。

二要进行技术研发成果的分层转化和教育化重构。技术研发成果的教育化重构是打通“科技—教育”链条的关键。通过建立“基础层—应用层—创新层”三级转化体系，解构技术研发成果，将成熟工艺、标准流程转化为模块化基础实训项目，将研发中的典型技术方案转化为教学案例库，将创新性技术转化为学生挑战性课题。通过“技术问题教学化改造+科研项目课程化重构”的资源转化，形成从基础技能到复杂创新的递进式培养链条。

三要拓展多维融合育人场景，培育学生技术迁移能力。将人才培养场景从传统教学空间拓展至虚拟空间、技术平台、实验室、企业等多维场景互联互通，塑造“场景自由流动、资源动态匹配、能力分级生成”的无边界培养生态系统。学生和教师在教学、学习和技术研发之间自由流动，基于真实需求和问题导向进行场景与角色切换。在前后衔接、互为验证的场景网络中，学生不仅能掌握知识点，更能将所学知识、技能与创新思维无碍地应用于真实的多场景，使得学生的技术理解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和技术迁移能力得以自然生长和深化。

四要强化人才链对产业链的反哺效能，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链与产业链的闭环衔接是“四链融合”的价值落脚点。使历经多个真实项目锤炼、多场景训练的高技能人才，实现从单一技能到复杂问题解决的能力跃迁，职业发展从“被动适配岗位”转向“主动引领技术转化”，习得的技术迁移能力可直接推动企业技术落地，形成的可持续终身学习能力可动态适配产业技术迭代。这种反哺效能，使职业教育从“人才供给端”升级为“技术扩散源”，有力推动高职院校从产业发展“跟随者”转变为“共谋者”。

2.完善治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价值共生”的协同治理体系

“多元主体价值共生”的协同治理体系是推动产教融合从浅层合作走向价值共创的关键，它以利益融合而破解目标离散困局，以制度化多元共治搭建稳定合作框架，以精准绩效评价注入持久活力，使学校、企业、行业、政府从孤立的参与者转变为价值创造的共同体，从松散结合转向各方价值共生。

一是以“共同价值契约”深化校企利益融合，驱动目标内化与生态闭环。利益的深度契合是多元主体持久协同的黏合剂。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痛点之一是校企目标错位：院校聚焦人才培养，企业追逐市场效益。破解之道在于设计并执行强有力的“共同价值契约”。此契约绝非形式协议，其精髓在于将企业真实、迫切的技术迭代需求与人才规格要求，通过系统化、制度化的流程（如成立由校企专家组成的专业建设委员会），精准“内化”为具体专业的教学目标、课程模块及核心能力矩阵。这种“内化”实质是价值目标的深度渗透与校准过程，其高阶形态是构筑“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利益共享”的闭环生态链：人才培养环节为企业输送匹配岗位需求的高技能人才（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技术研发环节依托校企共建技术平台，针对企业技术难题联合攻关（解决企业现实痛点）；利益共享环节则依据契约，对专利成果转化收益、技术服务收入、人才留用贡献等进行科学分配，真正实现校企利益深度绑定。

二是依托理事会架构推进权责协同制度化，实现多元主体共治格局。建立由高职院校、合作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多主体参与的产教融合理事会，突破传统校企“点对点”合作的脆弱性，迈向制度化、组织化的“多元共治”。通过理事会精准厘定各方“权责边界”：资源投入层面，规定高职院校投入场地、师资、基础教学资源等，企业承担实践岗位、技术导师、研发经费等，行业协会提供人才需求预测、认证服务等，政府提供财政专项、政策倾斜、公共服务平台等；风险评估层面，共同识别合作中技术泄密、学生安全、设备损耗、项目失败等风险，并契约化明确各自分担比例与应对预案；成果分配层面，依据“共同价值契约”及贡献度量化模型，综合考量资源投入、人员参与、技术突破等因素，制定透明公正的分配方案，避免“搭便车”现象，确保各方合作积极性与可持续性。

三是构建绩效指标牵引与量化分配机制，保障协同治理长效发展。设立可量化、导向清晰的产教融合绩效指标体系是核心调节杠杆。指标应超越简单的合作企业数量等表象数据，是深入反映融合的核心价值产出与可持续性。具体指标可涵盖校企联合研发成果转化率及其经济效益、毕业生在合作企业关键岗位的留任率与工作表现、企业年度资源投入增量、院校技术服务收入、政府及第三方评价等多维度数据。设立由理事会管理的动态指标数据库，对关键指标进行实时监测与分析。基于绩效评估结果，运用贡献度量化模型动态调整收益分配，使资源向高价值创造领域倾斜。这种“以绩定酬、以贡分配”的机制，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更能激发各方持续创新动力，推动协同治理体系保持活力与韧性。

3.创新空间载体，打造产教融合“物理—数字共同体”

构建兼具物理集聚效能与数字延展能力的产教融合共同体，是激发协同创新活力、弥合教育与产业时空鸿沟的必由之路。这一共同体立足于空间布局的精准适配性，依托产业学院、技术研究院、生产性实训中心的“两院一中心”实体融合范式，通过人工智能驱动的虚拟平台实现无限延伸，将物理空间的集群优势与数字空间的泛在连接优势熔铸一体，为高技能人才“真学真做、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提供复合型空间支撑，驱动产教融合步入共生共长的深水区。

其一，优化空间布局，助力产教融合契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高职院校要主动嵌入地方产业集群核心区或功能带，实现空间的高度邻近性。这种布局的深层逻辑在于：一是降低校企协同的人才、技术、设备等资源流动成本，提升合作效率与响应速度；二是激活“集群功能溢出效应”，推动技术改进需求与教育供给在微观层面的即时匹配，形成技术扩散与知识再创造的良性循环；三是撬动地方公共资源集中投入，便于地方政府统筹产业、教育、科技、土地等政策资源，建设共享、开放型的区域性产教融合集成体。实践层面的有效路径包括建设产业园区内的“区中校”、与龙头企业共建“厂中校”综合载体、政校企联手打造“职教新城”或“产教融合示范区”等。通过空间的深度融合，将产业集群的规模优势转化为产教融合的协同成本优势和集体创新能力。

其二，创新实体载体，构建“教学—研发—生产”三位一体空间。以深职大为代表的一批“双高”院校，创新“产业学院+技术研究院+生产性实训中心”的融合范式，为产教深度融合提供实体载体支撑。作为人才培养核心枢纽的产业学院，打破传统院系的封闭模式，由院校与企业深度共建，其“实体性”体现为拥有由校企双负责人领衔的独立管理架构，引入企业真实场景的建设标准，实行双导师制与企业项目制课程全覆盖。依托产业学院的合作基础，技术研究院汇聚院校教师科研力量与企业技术骨干，组建混编技术攻关团队，联通实验室物理空间与企业生产线，瞄准产业技术难题与工艺优化需求，解决企业技术痛点、促进应用技术转化。生产性实训中心是成果转化与价值实现的关键场域，兼具真实生产和教学实训双重属性，按企业生产标准设置场地、设备和管理流程，承接企业真实订单，学生为“技术工人+学习者”双重角色，在教师与企业技术骨干指导下参与生产全过程。

其三，借助AI赋能，打造虚实融合的数字产教云平台。当前，AI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产教融合迈向智能化新阶段。“数字产教云平台”与实体空间形成“虚实互构”的有机整体，创造线上线下无缝衔接的沉浸式、智能化融合新场景，使产教融合走向全域覆盖与精准赋能。该平台聚合真实项目数据，去敏脱密后形成面向教学的高价值数字资源池；构建的虚拟仿真训练场景，实现“线上预实训—线下精操作”，赋能学生远程介入真实生产流程；利用AI智能撮合功能实现校企资源精准对接、智能匹配；基于学生在实体中心及云平台的项目参与度、任务完成度、技能掌握等数据，动态生成个体技能画像，结合企业岗位模型精准推荐实习就业机会。

4.夯实“五金”新基建，提升高职院校关键办学能力

以产业链为锚点、以教学关键要素为核心，建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相互支撑赋能的金专业、金课程、金教材、金教师、金实训，从而系统提升高职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是从教育端促进产教融合走深走实的基础工程。

一是专业群建在产业链，打造精准适配的“专业集群”。要深刻把握职业教育类型特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布局专业，实现专业布局适配区域产业发展。深职大在实践中开展“千企大调研”和通过数据平台监测产业发展与人才需求，确保人才培养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精准匹配，并以服务产业的贡献度为导向明确专业评价指标体系，强化绩效考核。

二是课程标准来自产业链，构建能力导向的“课程生态”。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深职大在实践中坚持将企业真实生产标准、岗位核心能力要求融入课程体系。校企共建课程研究中心，探索AI赋能课程建设，推动课程智能化升级。创新“岗课赛证”育人模式，将岗位要求、课程内容、竞赛标准、证书要求有机融合。推动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深度对接，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是教材内容体现产业链，开发迭代更新的“知识载体”。教材是连接产业链与课堂教学的重要媒介。深职大在实践中构建“行业企业专家+学校专业带头人+职业教育专家”教材编写机制，使教材内容紧密贴合产业实际和技术前沿。以课程资源包、新技术新工艺培训包等形式实现教材内容的动态更新。推进新形态教材建设，开发AI赋能的数字教材，增强教材的互动性与适应性。

四是教师团队融入产业链，打造双向赋能的“育人团队”。教师是提升办学能力的关键支撑。深职大在实践中将教师发展融入产业链，校企混编教学团队，构建教师全职业生涯发展体系，强化数字素养与产业对话能力。实施教师企业跟岗实践制度，深度参与企业生产研发。建立校企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引培大批“产业导师”“讲席教授”。以专业和课程为单位，打造跨校、跨区域的联合教研室，促进教师校校联动、校企协同开展教研。

五是实训环境仿真产业链，创设沉浸真实的“实践场域”。实训是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技术技能的重要环节。深职大在实践中构建涵盖实训实验教学、实习教学、第二课堂实践三大领域的实践教学体系，运用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创设沉浸真实的“实践场域”，提升实训的沉浸感与安全性。秉持“真实场景、真实任务、真实产品、真实交付”的“四真”教学理念，开发高质量的校企合作生产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运用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提升实训的沉浸感与安全性。

教育强国战略引领下产教融合的内在审思与演进方向

在教育强国战略引领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实质是构建一种深度融合、高效协同、价值共创的教育—产业共生共融系统，终极目标不仅在于适配产业需求或提升办学能力，更在于通过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耦合，强化“育人—兴产—强国”的逻辑串联[5][9]，服务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双重转型。这要求超越工具性思维，开展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制度创新与组织变革，其成功实践必将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与理论示范。

首先，高职院校产教融合需彻底摆脱“被动适应”的路径依赖，转向“主动引领、价值共创”的新范式。产教融合的核心动能不能仅局限于满足已知岗位需求（即“响应型融合”），更要着眼于孕育未来技术能力与产业新形态（即“创生型融合”）。院校、企业、政府、行业等多元主体在“技术—知识—人才—价值”的流通中，通过要素互补与协同进化，形成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催生结构性创新。高职院校通过扮演“技术桥接者”与“人才孵化器”，与企业共同探索前沿技术、重构工作标准、孵化新质岗位，从而实现从产业链的“尾随者”到技术变革“策源地”乃至未来产业“共谋者”的角色转型。这不仅关乎技能人才供给的精准性，更关乎产业能级跃升的动力源。

其次，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从外在“连接”走向内在“耦合”，关键是开放协同的制度创新与治理重构。构建适应开放性、动态性与价值多元性的现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体系，要求在治理逻辑上融合“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精髓：强化政府的宏观统筹和政策供给（如出台“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实施细则）；释放市场驱动的活力，以产权、契约、价值共享为核心纽带，激励企业深度内生参与；提升教育响应的专业自觉与制度韧性，通过制度化的共同价值契约、理事会架构、精准绩效评价等机制，保障各方主体权责利平衡与行为可预期。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制度化共治框架，正是这一治理制度创新的具象化，其效能发挥有赖于制度性规则对主体行为的引导与规制。

最后，现代化视域下的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本质上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知识技能循环与创新网络。其边界从传统的“双元”拓展为“多元”甚至“无界”。高职院校需成为开放办学的核心节点，主动链接并协同大中小微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更广泛的社会主体，打造“知识要素可自由流动、能力发展可跨界延展”的教育“生态雨林”系统。这要求打破组织壁垒，通过数字化平台、实体共享空间、制度通道等，构建“产—学—研—用—创”知识无缝转化的渠道。这种开放性，是“五金”新基建发挥作用、弥合“所学”与“所用”鸿沟、实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持续良性循环的生态基础。

（作者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长）

本文为中国工程院科技战略咨询项目“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2025-XZ-144）的研究成果